行將完工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場。（1958年） 韓振書供圖 75歲的韓振書是北京西苑飯店的退休干部，雖已在北京定居幾十年，但一張口仍帶有濃濃鄉音。韓振書的老家是和曲陽接壤的定州，自2000年退休后，酷愛歷史文化的他就開始了對曲陽雕刻歷史的研究。 韓振書坦言，在自己研究曲陽石匠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工作的十幾年中，還沒有媒體對此進行過采訪。“現在還知道這個事兒的人太少了！” “60多年前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石雕工作的曲陽石匠都是當時技藝最成熟最精湛的工匠，年齡多在30-50歲之間，所以至今仍健在的已沒有了。”韓振書感嘆。 值得慶幸的是，由于研究開始較早，韓振書此前曾采訪到多位參建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曲陽石匠，也搜集整理了大量資料。順著他和親歷者后人們的講述，我們有幸為您還原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周總理親自拍板曲陽石匠進京 1952年的一個夏日，時任北京市政府黨委辦公室主任的劉 漢章來到北京觀象臺下的東裱褙胡同65號。他來拜訪一位當時名震北京“古董圈兒”的河北曲陽石匠——冉景文。 冉景文十幾歲就來到北京琉璃廠專為古董巨商岳彬做仿古雕刻，他雕刻的仿古作品可以假亂真，即便內行也難以分辨。 “但這次，冉景文將面對的是一個從未有過的大考驗。劉 漢章找到他，正是想請他出山，擔任雕刻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任務。”2015年9月26日，在北京的家中，韓振書的講述把記者帶回到了60多年前。韓振書告訴記者，讓以冉景文為代表的曲陽石匠參與紀念碑的雕刻工作，其實是偶然中的必然。 1949年9月30日，新中國正式成立的前一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作出一項決議：為紀念自1840年以來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在天安門廣場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紀念碑。當天18時，毛澤東與全體委員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舉行了奠基禮。 北京市政府負責紀念碑的建設工作。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任主任，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建筑專家梁思成任副主任，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任秘書長。 1952年6月19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美術工作組成立，由中央美院雕塑大師劉開渠任組長。 “按照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方案，在碑座的四周，要由高2米、總長40.68米的8組10幅浮雕組成，每幅浮雕設計20個左右的人物，人物形象不僅形態各異，還都要和真人一樣大小。制作如此大規模、高標準的紀念碑浮雕，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絕非易事，因此有關部門領導起初是建議從蘇聯聘請雕刻家和工藝師來承制。”曲陽縣工藝美術學會秘書長、原《河北雕塑》期刊編輯郭晨峰告訴記者。 請蘇聯專家進行紀念碑雕刻工作的消息，讓曲陽人劉 漢章夜不能寐。幾天后，對家鄉雕刻技藝滿懷信心的他走進了北京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的辦公室，陳述了曲陽雕塑的悠久歷史和精湛技藝，建議由曲陽石匠代替蘇聯專家完成雕刻任務。 劉 漢章告訴薛子正，曲陽石雕始于漢，興于唐，盛于元，已有2000多年歷史，曾出現過元代大都石局總管楊瓊等雕刻名家。從元大都的建設到明清北京的建造，尤其是北京中軸線上的石作都出自曲陽歷代石匠之手。可以說，讓曲陽石匠完成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雕刻，從歷史文化角度講，也是一脈相承的。 劉 漢章的介紹讓薛子正有些心動。他決定考一考曲陽石匠的工藝水平。他對劉 漢章說，“先找一位石匠來試一試吧。” 就這樣，劉 漢章找到了文章開頭提到的冉景文。大半輩子為古董商創造財富的冉景文聽說是為新中國作貢獻，十分高興，欣然答應下來。 不久，中央美院給冉景文送來一張毛主席照片，請他按照片雕刻一尊毛主席像。冉景文用了20多天時間，便雕刻成一尊毛主席漢白玉半身像。 當劉 漢章把毛主席雕像送給中央美院的曾竹韶（時為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籌備組成員）等藝術家進行評定時，他們都被震驚了：不用雕塑小樣和點線機，就能雕刻得如此栩栩如生，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第一輪考試過關，冉景文將面臨更難的考驗。他們把冉景文請到中央美院，讓其與雕塑專家進行現場比照：先是讓一位雕塑家以美院一位后勤工人為模特，精心制作了一尊泥塑頭像，然后再讓冉景文照著來雕刻，這次是用點線機來完成。 當冉景文再次雕刻出一尊形象逼真的作品時，眾多的專家對其出神入化的高超絕技都贊不絕口。曾竹韶曾回憶當時專家們對作品的評論說：忠于原作，有十二分精神。 冉景文的技藝讓薛子正為之折服，他正式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提出建議：由曲陽雕刻藝人來承擔浮雕雕刻任務。很快，紀念碑興建委員會采納了這個建議，并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專題匯報。周總理聽了匯報后高興地說：人民英雄紀念碑，理應由人民來雕造。并批示，立即挑選一批技藝精湛的曲陽石匠進京，到中央美院進行培訓，同時與雕塑家們交流技藝，做好浮雕雕刻的一切準備工作。 著名雕刻家滑田友（中）與曲陽雕刻師劉秉杰（左）和冉景文在一起。韓振書供圖 12位曲陽石匠包攬關鍵雕刻工作 1952年10月，中央美院來了一批特殊的學生。他們是即將承擔紀念碑浮雕雕刻工作、被選入中央美院雕塑系進修的12名曲陽石匠。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設計者之一的彥涵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1952年至1955年，從曲陽、武強、青島、蘇州等地招集252名石匠進京，分10個組，武強、青島、蘇州的石匠負責裝飾花紋等，而最為關鍵的浮雕雕刻工作則由曲陽石匠負責。 韓振書用了十幾年時間，終于查清了這12位曲陽石匠的名字，他們是：冉景文、劉潤芳、劉秉杰、曹學靜、王二生、高生元、劉志杰、劉蘭星、王勝杰、楊志卿、楊志全、劉志清。 在曲陽，至今承襲祖業的楊志卿之孫楊二川告訴記者，第一批被選去的這12人，幾乎都是當時曲陽最高水平的石匠，彼此多是師兄弟關系，年富力強、技藝精湛。其中楊志卿的年齡最大，時年56歲。 “這批石匠從小就學習中國傳統雕刻，已經從師父那里學到單憑眼力就能雕刻的硬功夫。但中國傳統雕刻以圓雕為主，而此次人民英雄紀念碑雕刻過程中以浮雕為主，需要結合中西雕刻技法，才能達到更佳的藝術效果，這些來自民間的雕刻藝人對西方雕刻技藝卻并不了解，而且他們也沒有形成較統一的雕刻風格，會對紀念碑浮雕的整體效果產生不利影響。基于以上考慮，這些曲陽雕刻藝人先是被安排到中央美院統一接受培訓。而培訓的關鍵，就是怎樣正確使用點線機。”韓振書介紹。 12人中的劉秉杰生前在接受韓振書采訪時曾回憶，到中央美院后，是雕塑名家劉開渠等親自為他們授課。授課的主要內容是：雕塑的基本理論、正確使用點線機、如何再現雕塑家原創的意圖等。 曲陽石匠歷來是由師父口傳心授，這樣系統進行理論學習還是第一次。在大師們的悉心指導下，這些土生土長的曲陽民間雕刻藝人很快掌握了諸多專業雕刻理論與技巧，也學會了使用點線機等先進工具。同時，雕塑大師們還拿出自己的人像雕塑作品，讓他們反復試刻。經過一年多的培訓，他們終于被確定擔任紀念碑浮雕的主雕任務。 “為保證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雕刻工作順利進行，在雕刻工程正式開始時，又從曲陽選調了近百名雕刻高手擔任浮雕的助雕任務，他們中的大多數承擔了月臺欄板的雕刻和安裝任務。”韓振書告訴記者，“如今，我們已經無法調查核對出這一批石匠全部姓名，現有記載中包括：冉立根、劉占祥、劉玉昆、劉志豐（以上人員后來成為浮雕的骨干），劉作梅、劉志惠、高五彥、曹邦玉、劉東魁、劉東元等。” 對于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工作，后任北京建筑藝術雕塑廠廠長的李楨祥曾回憶：“曲陽石匠1953年初先后來到工地，主要負責紀念碑的浮雕工作，當然，他們也都參與了紀念碑工程的其他石料加工工作。” 紀念碑浮雕工作要求萬無一失。據韓振書介紹，雕塑家們必須先用泥塑進行雕刻工作，具體流程是：1955年下半年，根據畫稿完成二分之一大小的泥塑定稿；1956年春做與石刻浮雕等大的泥塑放大稿，人物基本與真人等大；1957年泥塑翻制成石膏模型，曲陽石匠依石膏模型雕刻漢白玉浮雕。 那時候的天安門廣場，無論酷暑嚴寒，雨淋風刮，總能看到一群來自曲陽的石匠們在精雕細琢。 楊二川告訴記者，爺爺楊志卿參加浮雕雕刻工作的那幾年里，基本很少回家。 “就算回來，待不了幾天就又走了。”楊二川至今還記得爺爺給他講述的發生在建筑工地上的故事：“石匠們在工地上不干別的，除了雕刻就是互相討論切磋，有時候幾乎成了‘吵架’，白天吵了晚上吵——只想把浮雕做到完美。” 事實上，不止楊志卿，每位參與雕刻工作的石匠都有一段對技藝精益求精的故事。冉景文的妻子曾這樣回憶：“他是把心沉入雕刻藝術的人，他的創作室在東屋，在他創作時連我們家人都不能進去打擾他。” 直到年逾八旬時，劉秉杰仍然難忘周總理去施工現場視察的那一天：那年隆冬，周總理在施工現場看到曲陽石匠們在冰天雪地里作業十分辛苦，當場指示指揮部領導在工地四周搭建起高大席棚，冬天擋風、夏天遮陽。 “總理視察時，看到我的手凍裂了，口子處在流血，立即指示指揮部為石匠們每人每天供應2兩白酒，以驅寒解乏，并要求每天下午必須按時發放，一定要看著我們把酒喝下去。周總理還握住我的手說，‘英雄們創造了歷史，雕刻家們創造英雄，你們的雙手在雕刻歷史呀！一定要雕好。’” 1958年4月，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式建成。曲陽石匠們用自己的雙手，把歷史定格在一幅幅浮雕之上。 浮雕:支援前線韓振書供圖 紀念碑浮雕創造世界級“三絕” “今天，從建碑開始就在這里艱苦勞動的雕刻工人們在一大塊浮雕上面做完最后一遍修飾。負責領導紀念碑美術設計的雕塑家劉開渠和紀念碑工地負責人賈國卿，在精心作最后一遍修飾。他們介紹說，據地質學家化驗證明，這些浮雕至少能耐800年至1000年。” 這是1958年4月22日，新華社播發的一則消息《人民英雄紀念碑今天建成》。同年5月1日，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 “人民英雄紀念碑不僅具有較高的藝術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其通過生動的浮雕，使后人了解到近百年來人民英雄創造的血與火的歷史。浮雕客觀地評價了歷史，歌頌了‘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一永恒的主題。”韓振書介紹。 紀念碑浮雕設計稿中“武昌起義”的創作者、雕塑藝術大師傅天仇曾說，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造了世界級“三絕”： ——這座國家級紀念碑的奠基儀式在開國大典之前舉行，實屬罕見，稱為一絕； ——在紀念碑浮雕工程完成二分之一時，停工三天，組織數萬群眾觀摩并提意見，然后將意見集中后再進行完善與修改，而如此大規模征求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這可謂是世界首創，此為第二絕； ——在紀念碑即將落成時，前往參觀瞻仰的群眾每天達十萬人次，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這是第三絕。 “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門廣場再進行設計的，而是根據未來廣場可能達到的規模來設計的。這在世界廣場建筑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紀念碑研究》作者、中央美院教授殷雙喜如是說。 “歷朝歷代，曲陽石匠在神州大地上不知雕刻了多少驚世之作，但名字都沒有流傳下來。雕刻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的石匠們，雖然名字也沒有留在碑石上，可我卻覺得應該趁著知情人還在，一定要把他們的名字記錄下來。”韓振書這樣說起自己調查研究的初衷。 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到“十大建筑” 周恩來總理一直關懷著曲陽藝人們，人民英雄紀念碑完工后，他親自發出指示：“曲陽石匠是國家的寶貝，他們和外國雕刻家相比，毫不遜色，應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要把他們留下來。” “在周總理的具體關懷下，以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雕刻工程的百余名曲陽石匠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建筑藝術雕塑廠（簡稱北雕）。由此造就了新中國第一代雕刻藝術隊伍的骨干力量，也為曲陽雕刻藝人們提供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韓振書介紹，這些曲陽石匠的后輩，有的后來接班進入北雕，至今仍有許多人從事雕刻藝術事業。而令曲陽石雕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結緣的冉景文，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一年后的1959年病故。 195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為向國慶獻禮，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北京建設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筑，11月正式開工。 在當時家喻戶曉的北京市十大建筑分別是：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兩館在同一建筑內，即今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釣魚臺國賓館、華僑大廈（已被拆除，現已重建）、北京火車站、全國農業展覽館和北京工人體育場。 為了首都十大建筑石料的需要，在曲陽黃山腳下建立了大理石廠，開鑿曲陽漢白玉，開采出的石料則運往廠里，由曲陽的石匠們精心雕刻，再將成品運往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北京火車站、軍事博物館…… “在雕造人民英雄紀念碑后留在北雕的曲陽石匠，同樣投入到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任務中。劉益民任北雕研究花紋雕刻組負責人，他在形式上融會了中國古代雕刻和現代雕刻的表現手法，經他設計、加工的‘人民大會堂柱礎’，富有氣勢。劉志豐則精通石雕的安裝施工，人民大會堂的各種石雕裝飾的安裝施工由他負責完成……”韓振書說。 在此后的許多年里，這些曲陽石匠，又承擔了廣州“五羊雕塑”、1970年天安門重建、毛主席紀念堂雕像等多個重大雕刻任務。 以雕造人民英雄紀念碑為契機，曲陽雕塑藝術也開始走向了振興之路。 1958年，曲陽縣羊平黃山高級社副業股成立雕刻班，雕刻班后擴建為縣大理石廠。自上世紀60年代起，曲陽許多地方都陸續開設雕刻學習班，培養出了大批學以致用的雕刻藝人。 改革開放后，曲陽石雕迎來了新的繁榮，技術傳承不息。參加過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雕刻的劉東元培養出盧進橋、甄彥蒼、安榮杰等雕刻名家，他們又收了眾多弟子、開辦多家石雕廠。在劉潤芳和王二生的老家西羊平、南故張村，至今石雕林立、石頭塞巷。 “石雕”是曲陽最為矚目的一張名片。曲陽石雕歷史極為悠久，它起源于漢代，興于北魏、唐代。曲陽石雕是中國民間傳統的雕刻藝術之一，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運用圓雕、浮雕、線雕等技法，將透視學、解剖學、美學融于石雕之中，其作品具備木雕之細膩、牙雕之玲瓏、玉雕之逼真，造型優美，形神活脫，刀工細膩。曲陽石雕種類繁多，既有仿古作品，又有現代人物肖像，還有各種建筑裝飾用品和家庭裝飾用品，暢銷日本、美國、加拿大、泰國、新加坡等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文章來源《河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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